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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

2000-11-14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怎样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从而更加焕发勃勃生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于10月26日—29日在北京共同举办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及提要90余篇。现选登部分与会专家学者的论文摘要,以飨读者。·编者·

坚持对外开放博采众长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方克立

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文化封闭则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正反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要发展,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把自己同世界隔离开来,再也不能走“封闭—落后—挨打”的不堪回首路。

我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必须对外开放,睁开眼睛看世界,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借“他山之石”来发展自己。在今日世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当然首先要向西方学习。我们明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并非尽真、尽善、尽美,其中包含假、丑、恶的东西,明知在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资本主义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的问题,明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天也没有放弃“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但是为了知己知彼,我们必须学习;为了得到人有我无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为了吸取异质文化的营养,来提高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更新能力,我们也必须学习。西方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问题是看你有没有鉴别和选择的能力,有没有“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意识。科学技术是全人类智慧的共同财富,先进的管理经验反映了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它们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学习和利用。我们要像马克思教导的那样,善于“以人道的方式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利用旧世界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在这“一切肯定的成果”、“一切强大的手段”中,除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之外,还包括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所蕴含的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普遍价值,如理性、科学、民主、法治、人权等,以及一些新的文化观念,如主体性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知识经济观念、社会均衡观念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可以批判地吸取的资源。

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教授俞可平

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对治理方式有着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要求我国的治理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包括治理内容和方式改变。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深层政治文化的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国的改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仅对社会的经济生活,而且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影响,勇敢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尽可能地避免或降低其消极影响,增加其积极的意义,是我们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积极推进“民主、法治、效率、廉洁、合作、参与和公正”,是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提出的政治要求。

反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孤立主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

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

文化孤立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文化孤立主义则是不顾历史的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由此出发,就有可能导致一种文化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和沟通,惟恐受到“污染”;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对外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对内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结果是导致本文化的停滞、衰微。其实,即便是处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强求统一与不变,其结果只能带来自身文化的封闭和衰微。

对亚洲价值的反省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梦溪

所谓亚洲价值,我的看法,应该指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亚洲许多国家都是“文明体国家”,它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社会结构和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第二、亚洲的一些国家,由于地缘、人种和历史诸方面的原因,文化与信仰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相近、相融、相合之处,因而衍生出文化符号、文化伦理、文化哲学和文化行为的某些共通性和共识性的成分。例如,作为交往工具的文化符号的汉字的运用;日常生活中饮食方式的一些习惯和筷子的使用;以及儒学伦理带动的行为规范的特征及其对公私生活发生的影响;还有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等等。这反映出,亚洲的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文化基因,使得亚洲价值的意涵在文化上渊源有自。当然不应忘记,亚洲地区本身也由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形态所构成。第三、亚洲价值的提出,绝不单纯是对一个特定地区已往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征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前瞻性的内涵,即包括共通性和共识性成分在内的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它们的固有传统能不能转化为现代文明建构的有用资源。

经济全球化的二重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易风

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得失问题是全世界不断争论的一个大问题。目前,全球范围内对经济全球化的争论出现了新的高潮。

今年4月13日,德国《世界报》发表《全球化及其反对者》的文章,讨论全球化的利弊得失问题。文章说:“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个景象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创造的财富越多,反对者的行动就越咄咄逼人。这是一支由许多非政府组织组成的队伍,他们中有环保和消费者利益保护者、社会活动家和工会组织、宗教界领导人以及呼吁和提供发展援助的人。”

关于上述人士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世界报》说:“他们反对全球化。他们说,全球化加大了贫富之间的不合理分配、剥夺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全球化就是工业国家一手策划的、不尊重人的赌博资本主义。”《世界报》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大批判,断言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

过了10天,即4月23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题为《防止经济一体化成为新的经济奴役》的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视为对德国《世界报》那篇文章断言全球化利大于弊这一观点的回答。《世界日报》的这篇文章谈到不久前大批示威者从各地结集华盛顿一事,说:“示威者最大的口号是抗议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贫穷国家带来灾难。”该文还谈到在这之前超过万名劳工在美国国会前示威一事。文章说:“上述这些事件打破了由高科技和资讯革命带来经济持续繁荣的虚幻景象,提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背后的南北矛盾和贫富差距扩大给人们带来的重大心理冲击和隐藏的社会动荡因子。”

人们对全球化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世界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世人所期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家的共同繁荣,是利益和资源更平等的分配,能够使人权和生存尊严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可是,事实与人们期待的正好相反。“人们越来越看到世界经济议题背后的虚伪和不平等,以及世界经济体系背后日益严重的南北问题与贫富差距。”正是这些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激起人们大规模的示威和强烈的抗议。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海年

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法律,如何影响中国法治,是我们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种影响会不断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贸组织法律和规定涵盖的范围广泛且有相当大的约束力。它不仅包括世贸组织总协定及其众多附件,而且还包括附件所包括的框架协议:世贸总协议第16条规定:“每个成员方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协议规定的义务”,并特别规定:“对本协议的任何规定不得作保留。”这种约束力超过了一般国际条约。

二、世贸组织对各成员政府实施有关法律和协议规定了严格的监督机制。世贸组织总协议所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要求各成员方定期将本国(地区)的法律、法令、规章、政策性声明以及实际状况,通报世贸组织秘书处和有关成员方,并及时回答有关调查和成员方的询问。

三、由于服务贸易的拓展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世贸组织的管理和监督不仅及于各成员方政府,而且还及于各成员方的法人和自然人。

四、为了确保世贸组织有关法律和规定以及各成员方据此所签订的协议得以执行,世贸组织建立了特别的争端解决机制,即:专家组和常设上诉机关。对于成员方相互间发生的贸易争端,在用尽国内司法救济手段仍不能使另一方满意的情况下,争端任何一方可请求斡旋、调解与调停,通过上述程序仍不能解决,可提请专家组裁决,不服专家组裁决,则可提交常设上诉机关。对于不执行上诉机关复审裁定者,则可以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专家组和常设上诉机关成员均由资深贸易法专家、官员和教授组成,其权威毋庸置疑。这种机制无疑是在国内司法机构和司法程序之外增加了一个没有法官的裁决机制,它还拥有一般国际条约实施中所不享有的强制措施。

要重视“文化生态”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所副研究员方李莉

人类文化的正常发展需要多样性的传统与智慧。正如地球需要保持多种生物,即形形色色的基因、物种、生物群落,才能达到生物平衡一样,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也赖以多种文化、多种智慧的渗透。人类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经过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验和智慧、它们的信息库藏是其它的文化所无法代替的。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每时每刻都不知道有多少传统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在消失。一种落后的传统地方文化的消失,谁也不会注意、谁也不会感到惋惜,但当成批的这样的文化群落都在消失的时候,人们有没有想到过,这会不会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在遭到破坏?我们现在感到的是,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自然资源在减少。同样,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还会面临一个文化生态的被破坏和文化资源在减少的问题。一体化和多样化是同时发展的,现代性的一体化促使了差异化和本土化问题的出现。这就要求民族之间、国家之间要互相尊重彼此的历史与文化。

文化问题与民族问题不能分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

文化问题和民族问题很难分开。人类并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而是由为数众多的民族组成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也必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也许在久远未来当国家的界线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消失时,民族之间的差异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这决不是一种短暂的现象。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不同民族的各自特点,包括文化差异依然会存在,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彩的繁华局面。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就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样这个事实。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的走向远不只是一个继承并发扬传统的问题。文化走向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以至变革的过程,永无止境。封闭的、停步不前的观念是行不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方面冲击,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在从事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华新文化。

中华文化的本土化与全球化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少棠

人类在文明兴起之初,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掀起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地球上凡为陆地,无一处能免遭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扩张,西方现代化再次席卷全球,掀起了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目前,第三波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

面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非西方文明国家或地区是否能找到一条既不盲目封闭又不完全无批判地接受现代化的出路呢?我们希望能够探讨各种正在进行及演变中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且从多民族性及多元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些模式对本土所带来的影响。当大家在讨论经济全球化怎样把世界各地变得越来越接近之际,我们更加关注本土社会因为文化相互交流而产生的多元面貌,研究全球化是一个令大家对差异更为敏感的过程。在全球人口、货品、资金及文化大量流通汇聚的同时,各种关于地缘政治、民族认同以及本土历史等问题亦应运而生。透过语言、文学、不同艺术模式、宗教、法律及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希望对如何理解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作出贡献。

中华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

中国文化如何在世界史中发挥作用呢?在非文化本质主义的意义上,我强调复原中国史本来的历史意象。我为此而工作了四十余年。人们都说二十一世纪是多元的世纪,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多元”,欧美之外的世界就必须揭示其本来的样态,并在世界史中认识各种样态的相对独立性。

在十九、二十世纪,世界遵从着欧洲的规则来自我实现,因此,欧洲以外的世界不得不歪曲自己的历史甚至不得不捏造它。其结果,我们的世界失掉了它的丰富性,而欧洲自身也因此而受到了歪曲。

在今天的世界上,在欧洲以外的地域,拥有最多历史文献宝藏的文明古国是中国。我们必须尽快把这些历史文献亦即拼图的断片按照中国的规则重新组合起来,以复原中国的原有样态,当中国的这一图象被呈现出来的时候,世界也会更加接近它的原貌,欧洲也会恢复它本来的形象。这一世界文明史的重新书写是历史赋予中国研究者的艰巨任务。

对经济全球化的哲学思考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锐生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超国界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全球化是超国界的;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又依然存在———两者之间的关系(矛盾)将是长期存在的。这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第一,民族国家的时代是否已经过去?回答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民族国家观念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是有用的。后者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要像当年的西欧国家那样经历某种重商主义阶段,要借助民族国家(强势政府)充当发展的有力屏障和积极推动者。原因之二是即使工业发达国家范围内,民族国家观念也依然需要,如“经济爱国主义”在它们之间的竞争中经常流露出来。第二,民族国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过时了吗?回答也是否定的。在全球化潮流面前,单纯的狭隘民族国家观念确实要改变。但不等于说,民族国家传统思想方式同全球化是不相容的。现代企业家要学会结合二者,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必须要有民族国家观念以及立足于其上的爱国主义。与此同时,他又必须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懂得参与全球化的竞争。第三,国家主权是否过时?回答也是否定的。借口全球性问题,如全球生态恶化等,宣布国家主权已成为过时之物是西方某些人长期鼓吹的观点。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吴元迈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文化、文艺及人文社会科学都会产生各种影响。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文化的全球化。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文化或文艺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之间并不平衡,并非直线式的,存在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150多年前,有人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时,曾提出“世界市场”、“世界贸易”、“世界历史”及“世界文学”等概念。这里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化也一样),决不是非民族和超民族的,而是表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这深刻地揭示了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或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关系;既不是说世界文学的形成可以通过各民族文学的消亡来实现,也不意味着有一种世界文学高高地凌驾于各民族文学之上;而是在它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地展现出来。

但是,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变化的、发展的动态概念。它在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总要吸纳外民族文化的精萃,溶于自己的血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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